元旦之后是春节。1952年2月3日，正月初八，中国政府发行的第一批外国公债上市了。

说是对外发行的公债，其实消息是在广州宣布的，最初的购买地也是在广州。2月18日，在经过几次改头换面更换马甲的工作之后，才出现在香港。

这与其说是面向国外的公债，不如说是“外汇公债”，在广州留驻外国人可购买，中国人也可购买，只要支付的是美元。反正对政府来说都一样，美元不分它原来的持有者是谁，当然，这批国债主要的购买者应该还是在境外，总计发行2500万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是拿到香港去卖的。

公债的信息出现在香港的时候，英国的银行对中国公债是嗤之以鼻的：

5年期，太长。年利率4%，太低。

香港的债券这时候还是以3年期为主，利率47%，这个5年期的公债利率却压在了常见利率的地板线上。

英国银行嗤之以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中国的国家信用（反正外国人是这么认为的）。第一中国这么穷，第二中国政府的开支这么拮据，第三中国刚刚和西方狠狠打完一仗，美国在制裁中国，台湾岛上的国军在海空封锁中国大陆，这还怎么玩。

不过，中国在香港发行的2000万美元公债在3天之内销售一空。

以至于第3天的时候，香港的英国银行、投资机构，原先对中国债券嗤之以鼻的那拨人，纷纷进场抢买，就算他们对中国没信心，不想长期持有，但也可以转手嘛，转手炒一炒就能赚钱。

这批国家公债的主力购买者是海外华人华侨。

“Mr卓，泰晤士报评价你们用双鸭山式土改是为了争取更大的经济收益，现在你们如愿以偿了。算上这次发行的公债，海外资本投资、税金、捐款和侨汇已经为你们增加了超过5000万美元的国际硬通货账目。”

中央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此次香港销售债券的小组长卓炯守口如瓶地用外交辞令回答：“相关的政策决策由党中央做出，并且充分考虑到了所有的利益方面。”

“Mr卓，中国这次只在香港发行2000万美元的公债，这太少了，其实按照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足可以发行5000万美元的公债。”

卓炯从3月1日起就成了香港投资界竞相接近巴结的对象，各银行的高级经理都在和他套近乎。今天这个酒会就是英国的投资人给卓炯开的，为了参加酒会，卓炯还得发电报回香港请示，直到开酒前2小时才收到参会的许可。果然如赴宴之前的预计，这些商人和投资家嫌公债发得少了。

“奥克斯先生，据我所知，我们在去年底已经在香港办理过一次政府借款了，加上今天这一笔，总计已经是七千万美元。”卓炯回答奥克斯经理。

“看来，贵国还是希望采取保守的财政政策。”

卓炯：“不，已经很不保守了。而且，奥克斯先生，恕我直言，在香港融资的成本比较高。我们从苏联申请的贷款年利率是1%，而且还款期长达10至15年。甚至我们还拿到了一部分无息贷款。”

奥克斯：“哦！嗷这不对，这根本不能直接对比！你们与苏联是政府间的直接贷款，这是一种援助，而不是商业投资行为，苏联政府恐怕并不想获取什么金钱上的回报，他们想要的是巩固中苏同盟。”

领胜投资公司的海德尔：“卓先生，苏联也在境外发行公债，就在1951年就发行过两笔，他们都肯接受5%甚至6%的利率，你们不要对待我们这些投资者太苛刻了。”

奥克斯：“其实本质上，你们中国的这一次投资仍然不是正常的商业投资，你们面向的是南洋的华人华侨，他们有热诚至极的爱国心，并不在乎自己投资的年化收益率是多少，而苏联就没有这个条件。”

卓炯：“可在场的各位英国朋友，虽然你们在诉苦利率太低，可仍然包圆了接近700万美元的债券。”

奥克斯：“呵呵，那是因为我们不愁下家进货，还有很多华裔想从证券市场买你们的公债。”

奥克斯说的是实话，这就是这些商人购买中国公债的主要原因。现在还有好多南洋华侨刚刚知道中国政府发行债券的事，可他们就算赶到了香港，香港也不是个很安全的地方，国民党特务、残兵败将满街乱窜，你要是买阿共的债券，就等于脑门上就贴着“亲共”俩字，人身安全是有很大问题的。

就算卓炯在香港只出入证券公司、高端沙龙等等上流场所，在门外接应的他的助手包里就备有两支二十响呢。

在香港销售的国债，有不少香港人和南洋华侨是把这当做给国家“捐钱”的，根本不要求回本。甚至卓炯在交易所外就亲眼看见一位香港商人，抢购了1000美元债券，前脚刚出交易所，就一手掏出债券一手掏出打火机，当街把纸质债券烧了，用1000美元的债券点了支雪茄。意思是我就是来捐钱的，5年之后你们也不用偿付我这份了。

这可能也怪抗美援朝打得有点儿快。1950年10月底志愿军入朝参战，11月这个消息才公开，公开的时候第一次战役已经打完、第二次战役马上就要打响。12月美军输得稀里哗啦，再转到1951年，1月14日中国宣布降龙十八掌打完收工，停火，谈判！

华侨华人想捐钱都来不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