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见官，荣毅仁不是第一次了。

民国时商人见官都是两腿发颤着去的，去一次破一次财。

作为荣家二代中最擅经营的那个，荣毅仁早在1946年就接过了掌管家族产业实际经营的责任，荣德生只在大方向把舵。

荣毅仁刚接手荣家产业，就被国府一连宰了好几刀：荣德生绑架案、荣鸿元事件、军粉案，荣家被黑走几百万美元。其中荣德生被绑架案，“绑匪”只要50万美金，上海警备司令部一开口就要60万美金摆平，最后荣家一共出了110万美金，因为警备司令部找不到绑匪在哪，所以建议荣家还是交钱吧，但是给警备司令部上贡的60万美元，也不退啦。

解放后荣毅仁第一次得见陈毅的时候也琢磨过自己是该挑几担银元还是带一匣金条“上贡”，不过陈老总就是来吃了顿饭，还解开了荣毅仁心头的疑虑和恐慌。

上海解放时，荣毅仁的老爹荣德胜决定“我既不离乡，也不离沪”，决定他家的产业就留在大陆，哪也不去。事后证明荣德生的决定是正确的。1949年上海解放，对于荣家产业其实是绝处逢生，工厂解放后很快复工，此前的财政危机、物料危机也在政府和解放军的协助下一一化解，荣德生的其他兄弟的产业撤离大陆导致的上游下游供应链危机也找到了代替方案。

这次荣毅仁见的是曾山，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现在又兼任了一个职务：上海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

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大概是从抗美援朝打响之后开始吧，中央和上海市政府退出的政策举措就越来越花样繁多，有的荣毅仁能看懂，有的荣毅仁都看不太懂。比如国资委，按字面意思倒也是能理解，但是国资委这一年多时间的运转情况，又让荣毅仁都觉得很新鲜。

“曾主任，”荣毅仁问道，“看报纸上说，今后的国有资本将划类为国营骨干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这几个类型的企业在运营上、在政策上各有什么不同？参股和控股的区分是什么？不知道曾主任能否为我解惑一二。”

曾山：“这方面的政策调整我们也是刚刚着手进行，目前上海市的国资委主要还是学习和解读中央文件，并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制定适合上海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的国资运营策略。”

荣毅仁：“中央有详细的文件？那看来主席他们是已经有决策了。不知道其中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

“中央的文件呢，我还没有完全看懂，”曾山说大实话，“其中有一些内容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荣毅仁：“……”

曾山：“国家对上海的工业和财政发展是相当重视的，上海经济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上海，还关系到周边的江苏等地区，甚至关系到全国经济的好坏。中央的文件涉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方面的精神，我们国资委、上海政府和财政部门在努力学习解读，同时我们也打算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解放日报》刊登那则消息的目的就是这个。至于为什么消息报道说得这么简略，也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套办法，就不往里面加内容擅自解读了。”

荣毅仁：“原来如此。曾主任，我有一个猜测，也可以算是解读，不知道私下猜测中央的意图说出来会不会犯忌。”

曾山：“这怎么会犯忌呢，我们上海市的几大班子不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嘛。但说无妨。”

荣毅仁：“我记得是从1950年底开始吧，中央在经济和金融这方面的政策逐渐有一些变化，以我对经济和金融学术的理解，中央是在打算找出一条经济管理和金融货币管理的新路子来，而且，这条新路子非常的新，以至于从民国从苏联都没有现成的例子可照抄，只能自己摸索出一条新路子。”

曾山：“的确是这样子，就如同中国革命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新路子，最终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我们也在想从新的经济理论体系里面找到发展的新路子，既有国家的之路，也有上海的发展之路。”

荣毅仁：“我的第二点看法呢，是中央确定的方向其实非常明确清晰，而且总目标的逻辑很顺，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策略、手段方面，需要补充很多。曾主任，如果上海市委组织各界人士探讨经济政策，我一定到场参加，并且知无不言，也算是向国家献计献策吧。”

曾山：“我看这样，不用等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了，过几天就有一次探讨政策的机会，级别是有点儿高，但是你参加还是没问题的，有没有兴趣参会并且说几句？”

曾山对荣毅仁只是模糊地说“级别有点儿高”，为什么高没有具体说。

这个时候，陈沄正在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曾山问荣毅仁有没有兴趣与上级一起探讨探讨，就是向陈副总理建言。

这是1952年陈沄第三次来上海：12月春节来了一次，4月来了一次。这8月刚到，又来了。

全国的经济工作三个重点：东北，上海，广东。

其中上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全国经济当中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