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拿起一字螺丝刀，轻松把TR54的背面撬开。

李强：“你们看，它的机匣由两部分合成，两部分都是塑料件，组装的时候工人用力一卡就装好了，拆卸的时候也是，用起子轻轻一撬。我们呢，实事求是的讲啊，梅花牌还是螺丝固定，这成本就会高一些。”

“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TD3晶体管了。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他们一共用了5个晶体管，这个是用作振荡混频器，这两个是中频放大，这个是对焦驱动”

“你看看人家怎么安排晶体管、电阻和电容的。电容在这里，旁边刚好有一点空隙，于是他们就把一个电阻安排到了这里。线是绕了一绕，无非在电路板上走个曲线。细节的处理还不止这一处，你看他们把TD3晶体管错开来布置，不但错开了，还是斜插的，这就让两个管之间又能小一些缝隙。”

“然后就是扬声器，他们的扬声器是特制的，反正和我们印象中的各种标号的扬声器尺寸都不一样。”

“所有的电路元件都在这块电路板上，电路板和扬声器又契合在一起。”

“还有旋钮和电路板之间的匹配，他们也特意设计过。我看看我们的梅花牌是个什么样子。啊，梅花牌比TR54长30多毫米，主要是因为扬声器；比TR54高出50%还不止，是因为电路原件排列不够聪明，还有就是用了旧式结构的音量旋钮和调频旋钮。”

TR54内外都分析完毕，李强再把TR54组装好。说实话，这款收音机对于一般的口袋尺寸而言还是太大，但是放在床头、随身的提包或者女士小手包里都没什么困难。“梅花”牌显然还是一个“超小型”的台式收音机。

林恒：“李局长，留给我们的时间太紧了，4月份开始设计，8月份就要拿出样品，10月份组织起生产线”

李强：“人家日本人是5月份才在广交会上看见中国卖晶体管才买了一批回去，他们的设计时间比你们还短。”

汪亚雄：“李局长，看来是我们水平不行。‘梅花’牌的设计失败了。”

李强：“我从北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告诉你们天津厂设计了一个失败的产品，而是想和你们一起探讨，为什么天津厂的工业设计能力和‘东通工’存在这么明显的差距。或者放宽一点，咱们的工厂企业，工业设计能力应该如何赶上来。”

汪亚雄：“我们以前从未从头设计过一种新款式的收音机，在这方面缺乏经验。”

李强：“这是一方面的原因。扩展开来说，我们国家的许多方面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工业化的，设计和生产这两方面都没有经验，而那些老牌的工业国，也叫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做这种事几十年上百年了，一个企业、一个实验室，不搞点儿新东西是不正常的，或者说如果你不搞新的产品，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被淘汰。我们呢，天津厂成立才三年多，其实全国很多的工厂企业差不多也和你们一样年轻，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国内比较，而是把你们赶到国际市场上去，你们的对手就是这些老牌工业国的产品。”

汪亚雄：“是啊，我们得绷紧这根弦。天津厂，我听说有一个小组在设计军用步话机，那是军队提出了研制的要求，工厂按照上级指令立项，成立研发小组。以后我们应该不等上级立项，而是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工作去做，当元器件有了新的改进，我们就要琢磨它会让我们的产品有什么提升，或者常态化的实验室会钻研一些长期的基本设计原则和技术，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破，但一旦突破就会又让产品的技术上一个台阶。”

李强：“这个总结好，这些话其实已经超出了天津厂本身总结报告的意义，可以推广到全行业甚至全国的工业系统了。”

林恒：“李局长，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让我在设计收音机的时候脑子里比较迷糊，就是我基本从来没用过收音机，广播是听过，但在学校在工厂都是大喇叭放的，我自个儿都没操作过。直到今年5月份，我家里才买了一台。”

汪亚雄：“这其实不算吧”

李强：“不，这也是一个客观因素。不管它造成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还是不可以克服的，既然它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事实，那我们就应该记下来。对了今天我们除了总结，是不是还应该做点儿事”

汪亚雄：？

李强：“在你们的设计部，或者叫做实验室的地方，找一个柜子，玻璃柜，把这台TR54和你们的梅花牌收音机并排放在一起，就既当做两种工业设计的差异展示，也当做鞭策你们前进的鞭子吧。”

“梅花”牌收音机的广告、说明书还是投放到香港了，也做好了外销的准备。但由于索滔天的收音机也在1月份上市，因此天津厂、电子工业局把“梅花”牌收音机的销售预期降下来了。

不指望它卖太多，能捡个漏就很知足了。

把“梅花”牌的价格直接打到最低，价格战挤死TR54？不行。虽然梅花牌的元件全是国内采购价拿到手的，成本确实不高，但是中国出口晶体管的价格是明码标价的，你总不能把含有5个晶体管的收音机卖到40美元以下吧，那样不但太假，而且外贸部也不会同意这样干。

好在有了“梅花”牌的教训摆着，天津厂开始发奋进取了，设计部现在更名为民用电子实验室了埋头从各个方面开始学习工业设计，采集电子产品使用者的使用评价，甚至天津无线电厂开始琢磨今年6月要去北京抓一个艺术学院的毕业生进厂。

不过，剧情的转折总是会来的。

“达瓦里希叶，我收到了国内发来的电报。如果不出意外，两天之内苏联大使馆的经贸负责人会来天津无线电厂，这可是个好消息。”

在天津化工厂（无线电厂隔壁）担任技术顾问的高级工程师、同时也是叶传垠厂长的朋友伊万诺维奇，操着一口刚学会不但三个月的津味普通话找上门来了。

叶传垠：“哦？苏联大使馆？”

伊万诺维奇：“去年你送了我一个梅花牌收音机，的试生产型。我妻子探亲结束回国的时候把它带回去了。我妻子以及妻子的同学看到这个收音机之后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他的同学里恰好有一个在部长会议外贸部工作的长话短说，你们的收音机在莫斯科的几个办公室里已经成为了宝贝，她们认为，进口一批梅花牌收音机满足苏联国内需要，是非常好的主意。”

叶传垠：“哦那可真是太好了。伊万诺维奇，您能不能帮我预测一下，苏联同志大概会订购多少台梅花牌收音机？”

“你们能生产多少，就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