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29日，自民党议员池田政之辅抵达北京访问，他来中国主要是为了谈判和签下中日第二次民间自由贸易协定。

为什么是民间贸易协定？因为现在日本政府只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常凯申在东京开设了大使馆，日本政府也在台北派驻了大使。木有办法，美国逼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是不排斥和西方国家贸易的，既主张“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也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50年上半年，中国同日本的对外贸易额达到3000万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贸易额的5%。但随即发生的朝鲜战争让一切都紧张起来。

好在朝鲜战争来得快去得也快，1951年1月双方宣布停火，6月签订停战协定，中日贸易重又活络起来。

也是在1951年6月底，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后的第二天，日本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一行3人绕道香港进入中国，又从广州辗转抵达北京，会见了外经贸部长叶继壮和央行行长南汉宸。在北京，三名日本议员代表“民间贸易商团”，叶继壮也变出一个“中国民间贸易组织代表”的身份，双方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也就是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那时候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但是日本经济还是有驱动力的，那就是美国的“基地经济”。美国在日本设立了一大群陆海空基地，美军在日本的驻军多达10万人，包括2个完整的师，这些基地大多是要新建的，土木工程和建筑业就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再加上美军在日本的消费，也算是能支撑起日本的基本投资。

不过到1954年，随着美军的驻日基地群陆续落成，基建拉动经济的效应渐渐就不那么明显了。在1954年倒是有20000名美军从韩国撤到日本，但这些人增加的是三产消费而不是基建投资，他们的投资营房、训练基地，甚至从军事基地到日本大城市的专用高等级封闭式公路，在前三年已经投完了。

因此从日本的角度，这时候需要签署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扩大和深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在海运安全方面，1954年1月一江山岛解放、大陈岛国军撤走，上海外海的安全性提升。空军和海航能有限覆盖近海上空空域，此时国军虽然仍然号称要封锁整个中国沿海，但南边珠三角有香港封锁不住，北边国军军舰最多到长江口的纬度就不能往北开了。

因此1954年，中日贸易可用的港口除了原先的大连（苏联海军基地在这儿），又增加了天津、青岛、连云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从上海发船贸易。

此时长期追随美国的吉田茂内阁总辞职，鸠山一郎内阁上台，也是中日第二次贸易谈判的重要因素。

10月份抵达中国参加谈判的是自民党议员池田政之辅，中方与池田政之辅磋商的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这次与1951年略有不同的是，与池田政之辅在北京谈了一个回合之后，雷任民又率团前往日本，和日本民间贸易团体进行具体的谈判。

中日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的内容有：

1、由于双方民间贸易得不到日本银行的支持（都被美国盯着），无法直接结汇，也不能使用美元，因此双方采取以货易货方式，以英镑计价；

2、在协定有效期内，双方进出口额为5000万英镑每年；

3、由于有易货贸易的性质，双方贸易的商品品种划分为甲、乙、丙三类，规定同类货物相交换，甲、乙、丙三类物资的比重分别为40%、30%和30%。

这时候中国向日本出口的有煤、大豆、花生米、桐油、锰砂、镁砂、猪鬃、羽毛、羊毛、晶体管，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是纺织机械、轮船、机车及零件、化工产品、起重机、卡车、农机、医疗器械。

向日本出口的大宗工业品只有晶体管。其实这时候中国的电子产品收音机和对讲机在西方是能卖出去的，但不包括日本，日本的小家电势头此时已经起来了，中国对西方出口成品家电也是“溜缝”出去卖一点。

雷任民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的民间贸易团体谈得也还可以。双方甚至签署了一个长期的合作协议，由日本提供苹果种子，中国山东开辟苹果种植园，几年之后种植园就可以向日本输出苹果了。

在访日的第三天，东通工（索尼）、松下、日立、夏普等几家日本公司派出的代表屏退了其他贸易团体代表，把雷任民包了。

这些日本电气公司要与中国方面谈超过千万英镑的大生意，无关人等退散。

不过，东通工的代表见到雷任民是眼泪汪汪的，开口第一句话就说的是：

“雷桑！为了日本电器行业能持续自由发展，请中国务必授权给我们晶体管的量产制造工艺！拜托了！”

这事还是从头说起吧。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达到晶体管量产的国家之一，这个事实在电气和半导体行业已经是常识了。中国1953年底和东通工签订了持续1年的供货合同，此外也和松下、夏普签署了供货合同，量虽然没东通工这么大，但每个公司也超过百万美元了。

这种事情当然藏不住。1954年1月TR54上市，4月东通工来了一波宣发，打开了销路，TR54的销量开始井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