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粮食问题，更多的是贸易问题。原先的贸易体系崩溃了，这才是中国和美国最大的麻烦。这种贸易体系的崩溃不是某些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而是某些国家的市场永久地消失了。

陈沄：“李强看了里面的文件，推算出2023年这个世界的电子技术只比第一个文件时候领先一两年，或者根本没有领先，但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因此李强认为，欧洲战争之后，世界各国不仅有长达10年的明显的经济衰退，还发生了长达10年的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现象。”

刘委员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过调整，在各国中比较快地走出了衰退，虽然失去了10年，但还是在2021年达到了第三步目标。我们的后辈，工作做得还是很好的。但战争的教训实在是太沉痛了。而这次战争的发生，苏联的问题可以说是主因。”

总理：“我的看法是，苏联是第一责任人。”

苏联在1959年后的发展轨迹是：1964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勃列日涅夫收回了大部分赫鲁晓夫的改革措施，不过中国也觉得赫鲁晓夫虽然意识到了需要改革但却瞎改，因此没对这个领导人更迭说什么。

70年代后，勃列日涅夫的“不改革主义”让苏联越来越僵化。这时候中国开发出了苏东市场，大量卖货赚小钱钱，一方面让中国有很可观的外贸量和利润量，财富不断积累，中国很满意；另一方面中国这个大工厂缓解了苏联日用品匮乏的情况，老百姓生活还过得去。

到后来苏联反而重工业生产占工业产能的比例甚至还增强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源源不断地制造重型机器和工业母机苏联造这些还挺拿手的，运到中国换小商品。

直到1985年，苏共终于意识到这样下去可能维持现状都很难了，改革派这才上来。

戈尔巴乔夫干了5年，中国对他的评价是“还不如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的多数意见也是这样。1990年苏共28大召开之前，就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觉得他应该是没法继续干了。那选谁呢？

苏共中央的意见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副手，但这时候雅科夫列夫表现出的改革态度和改革纲领比戈尔巴乔夫慎重。苏联认为，改革是要改的，但不要那么激进。中国方面也喜欢雅科夫列夫，因为中国这边认为雅科夫列夫参加过卫国战争，而且身受重伤，这样的人不可能背叛苏联。

但是，雅科夫列夫让苏共和中国都失望了。他在经济方面的改革观点是比较“稳健”，但却在政治改革领域相当激进。

在军队方面，雅科夫列夫卫国战争参军且受伤的经历根本不顶用，因为他在军队只呆了大半年，伤残退伍时只是个中士，然后就转到地方党政系统工作去了。这几个月的军事经历根本不算“资历”，对他掌控军队鸟用没有。军队高级将领私下都把雅科夫列夫叫做“那个断腿中士”。

对军队高层完全缺乏掌控能力，是1992年阿富汗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阿富汗战争旷日持久，中国的输血都没法摆平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危机，是1999年欧洲战争的主要原因。

当然欧洲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在苏东出现社会危机之后，北约的和平演变效果骤然增强，东欧好几个国家出现了大规模抗议甚至街头革命。1999年1月苏军撤出阿富汗。1999年底，苏联（实际上是脱离掌控的苏军）在三次警告“你再搞和平演变我就用军事手段反演变”之后，1999年12月，坦克真的越过了北约和华约的分界线。

“恩来，第一责任人真的是苏联吗？”

主席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总理：“主席，你是说？”

两人的对话是两个问句，但彼此都传达了足够的且对方都了解的信息。

主席：“美国和平演变，苏联武装反演变。谁是谁非，可以有争议。如果苏联对欧洲战争的爆发负最大责任，那么我们没有改造好苏联，是我们的责任；如果美国对欧洲战争的爆发负最大责任，那么我们没有改造好美国，是我们的责任。”

刘委员长：“到1999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是美国的150%，完整的产业链涵盖了从计算机半导体到基本的日用小商品生产。一个世界工厂，确实应当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去避免战争。但从文件里分析，当时我们在外交上有些保守了，仍然着眼于东亚，着眼于中国周边的绝对安全与和平。当然，中国在这些区域做得不错，的确达到了长久的和平与安定，朝鲜南北缓和，台湾回归，中南半岛自美国撤走之后再未发生战争，还平息了东南亚和印尼的几次危机。但世界是一个整体，地球村里头的几户人家或者半条街维持和平，有什么用，村子其他地方打起来了，全村遭殃，同样毁灭掉了和平发展的成果。”

总理：“如果我们要改变这种未来，那应该是更积极主动地去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那么，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呢？”

陈沄：“这个问题简单，还是从经济开始做起。”

刘委员长：“经济？”

陈沄：“我们得更快地变富和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