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很简单，中国对苯二甲酸的生产厂比较落后。天津的对苯二甲酸生产厂用的是硝酸氧化法，这是最早研发出来的工业化生产对苯二甲酸的工艺，美国现在已经在淘汰着重工艺了，改用液相法。

专员问中国这边，你们就不打算更新对苯二甲酸厂的工艺吗？这方面的生产工艺不属于杜邦，所以杜邦想卡也没法卡，而且，这种工厂1959年苏联买了一个回去，这说明它是可以卖到社会主义阵营的。

中方的回答是：液相法生产对苯二甲酸的设备中国已经搞定了，明年就在上海设厂，天津厂也会在稍后的时候做技术改造。

杜邦的专员从最直观的角度体会到了，中国的化工、机械设备的自研发能力不可小视。

这让杜邦更坚定了“一定要进入中国市场，而且要早”的策略。早进入可以挣快钱，未来如果涤纶的技术也被中国掌握了，那杜邦就只能凭借价格优势或者其他的优势在中国挣钱了。但是，由于现在进入得早，杜邦就可以多挣几年的钱。

手握涤纶生产全套工艺专利的杜邦与中国签署的意向合同内容是：

杜邦在上海和天津各投资建立一座涤纶工厂。

涤纶工厂投产后，年产量各3万吨，杜邦需与下游厂商签订长效合同，保证此后每年都交付那么多的涤纶短丝、长丝，供给纺织工业部的涤纶棉纺厂。涤纶纺织厂用涤纶短丝、长丝纤维生产化纤纱，化纤纱再织布，织出来的涤纶（的确良）布再染色，染色之后提供给全国范围内的多家成衣厂，做衣服。

杜邦在10年内不打算转让涤纶技术和涤纶设备。但是杜邦承诺，如果下一代涤纶生产工艺研发出来了，杜邦会同步更新设在中国的涤纶厂的设备。

“贵公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售过一套涤纶设备？所有的涤纶工厂都是由杜邦直接控制的？”洽谈的最后，回到北京的杜邦专员再度与外贸部设备引进司的哈副司长会谈。

专员点头：“均由杜邦和杜邦的子公司控制，其中包括在英国的子公司，也就是在香港设厂生产涤纶纤维的公司。据说你们在香港广州的涤纶纺织体系运作得不错。”

哈副司长：“就是在香港广州合作模式运转正常之后，我们才下定决心采取这种合作方式。”

专员：“中国的棉花产量是满足不了中国纺织业的产能的，现在你们似乎就触碰到了棉花产量的上限，今后这一问题会愈发严重。很显然，你们需要化纤。杜邦虽然制定了10年之内不出售涤纶设备给无关公司的政策，但是杜邦在中国设厂的产能规划是不封顶的，你们需要多少涤纶长丝，我们就会生产多少。”

哈副司长：“既然是10年，那我们可以好好期待10年之后”

专员：“我想现在该做的工作还是致力于这10年，用这10年时间把双方合作和磨合的程度不断向前推进。杜邦在日本、在香港、在欧洲和俄国都有不同的合作案例，其中有一部分可以为中国项目所借鉴，但有一些中国独有的情况，可能需要磨合。但不管怎样，磨合总比直接把我们赶出门要好，我说的是印度。”

杜邦想打入印度市场。印度虽然棉花产量巨大，除了供应本国的纺织工业，最近已经开始出口棉花，但是杜邦现在的工艺，生产涤纶、再生产布匹的综合成本已经低于棉纺织了。换句话说，在穷逼特多的印度，老百姓有可能因为买不起棉布和棉纺织服装，而转投涤纶。

问题就是印度特么的现在禁止外资进入！别的不说，在接受外资这一块，比中国还要封闭！

这个要从印度独立后说起，那时候民族主义高涨的印度不知道哪根筋抽抽了，立法禁止一切外国资本在印度直接投资。

于是，（在史实中）印度从1950年到1970年，国内没有白皮投资开的工厂，只有印度侨民算是例外（但这些人一般是双国籍，其中一个是印度籍，等于是绕过了投资禁令）。到后来印度的外资政策稍有放松，允许外资“间接”进入印度，操作方式是外资必须在印度国内找一个代理人。

代理人不只是名义上控制这家外资公司，实际的生产、销售、质量管理、法律、劳资等事务，也都由代理人包办。西方人在印度投资，赚不赚钱要看他们在印度国内找的代理人或者说白手套水平高不高、关系硬不硬。

如果白手套非常菜，就可能出大事故，而且还得当甩手掌柜的你也背锅，比如博帕尔。

直到21世纪，印度放开了外国投资，现在外国资本可以不找代理人直接进入印度了，可印度的投资环境仍然是糟糕得很。几十年的传统习惯，让印度人形成了“只要是外资在印度赚到了钱，就是我们的失策”的观念，外国在印度的投资一般都被印度政府反复地整，整到趴地上起不来为止。

不要说“外资身后的祖国力量”能帮公司扛事，印度政府敢对任何国家说no。即便是美资公司，在印度被整得连续几年没有正收益，甚至卖厂提桶跑路，都是家常便饭。

从60年代到80年代，印度在结束了社会主义大计划大工业建设模式后，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足够的外资接过国家队的棒继续往前赶，造成印度发展速度渐渐慢了下来，完全被中国超过，而且差距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