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系统才能在地面接收到和识别出这种微弱电波；

北斗卫星要极其准确的授时系统，即便是采用星载原子钟，那也要研制新一代的时间误差再缩小80%以上的原子钟，原子钟越准，定位误差越小，并且，原子钟还要尽量减重；北斗系统要实现三维定位：，经纬度加海拔高（飞行高度），，多次定位叠加还能测出使用者当前的运动速度和方向。但是！使用者手中的终端机什么卫星都看不见，只有一双耳朵可以接收电磁波。然

后，终端机只能凭借自己同一时间收到的4枚卫星发送过来的信息，计算出自己的三维坐标！

4枚卫星发送过来的信息都是只有卫星序号+时间信息，这是定位终端仅有的用于判别位置的信息。所以，定位终端的计算量很大：它要用到相对论公式，用到一连串复杂的大气层内电磁波折射和光速衰减经验公式，才能根据时间差反算出与各卫星的距离；再根据各卫星与定位终端的距离，结合

终端存储的星座运行图，把运行图代进去，反算得出自己的真实坐标。

让黄昆更抓狂的事情是：这样的终端机的运算芯片，还要做得足够便宜！最好是不要超过现在市场上销售的那种集成电路计算器的价格！

相比之下导航卫星上的芯片还轻松一些。虽然卫星上的芯片运算量还更大、可靠性要求极高、还要能扛宇宙射线，可是一一卫星就发射二十多颗而已，星载芯片可以不计成本“黄教授，1型终端机的价格不超过5000人民币，这是总参那边定下来的，我想，按照半导体性能和价格的逐年增减，到1970年或者1975年，是可以达到的。”南京电子集团的通信工程师、北斗项目组长席克前这么解释。黄昆：“军队一架战斗机上百方，一架轰炸机几百方，军舰和潜艇更贵，能让一个武器平台随时定位出准确位置的工具，卖个一方两方怎么了，很夸张吗。”席克前：“.总参的意思，是这种定位系统，最终要给陆军使用，坦克，装甲车，汽车上面都要装，甚至是...单兵。”黄昆：“芯片我们现在用到了第五代光刻工艺，已经够好的了，但显然第五代光刻机做芯片还做不到你们要的那种性能价格比。要达到那种水平的芯片，得用我们的全新生产线，这种生产线，和你们

的卫星一样，也都还在论证阶段。

席克前：“1970年前能搞定吗？”黄昆：“我只能说尽量。确实，全新生产线肯定可以让芯片的价格急剧下跌，并且全新生产线能生产出集成度更高的芯片，高到你们无法想像的程度。但是1970年能不能用新生产线流片，我们还不敢

打包票。

北斗项目着急找上电协助的原因，是在今年2月，星载原子钟研制成功了，不但没延期，甚至比原计划的定型时间还早了一个月。原子钟全重仅200公斤，在1.4吨的北斗卫星上面甚至可以安装两台，互为备份，保证卫星寿命达到10年。

相比之下，星载芯片和地面终端芯片的研制却比较拖后，南电集团必须找国内微电子领域最强的上电协助“救场”。其实上电可能不只是国内最强，大概也是世界最强。负责总体的南电集团现在最要紧的是把第一套星载芯片给做出来（不计成本的那种），以配合1965年底、1966年初的技术验证星发射。这个技术验证星是验证200公斤级星载原子钟的，但原子钟肯

定也要搭配星载芯片。

技术验证星之后是23枚定位测试星，也一样要星载芯片和原子钟，在1967年初发射。定位测试星要做测试，当然就要有地面终端。所以，1967年初，定位测试星上天、调试完毕的时候，地面终端肯定要生产出来一批，配合天上的3～4枚卫星做定位试验。测试星的试验要维持一年时间，从1967年到1968年上半年。所以，黄昆说地面终端芯片最早也要1970年....这不行。在军事电子科技会议室咆哮之后，黄昆和席克前又“深入交流”了好久，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北斗项目迎来了第一次项目超支：

现在就动手做地面终端机的芯片组，用第五代（非接触式掩膜）光刻机流片，为此需要重新设计芯片（因为工艺不同），而且单枚芯片的单价也远超预期。用这种临时版或者beta版芯片，在1967年1月之前生产出200套地面终端机以供测试卫星地面的通信以及定位的准确度。beta版芯片用到1970年，到时候用新的第七代（蒋筑英正在搞的非接触式掩

膜光刻机）生产线生产正式版的芯片、制造地面终端，钱另算（又要多收一轮研制费用，但应该可以保证单台价格在5000人民币）。

为此得额外支出600万人民币，这意味着北斗系统的计划投资从6亿增加到6.06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