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和1954年，你们曾考虑过发行副食品和工业品票证？谢天谢地，最后还是没有。”乔安罗宾森在她的《经济增长理论文集》中选入了2篇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章现在正在写的书是《社会研究导论》，其中包含中国篇、苏联篇，因此她有很多问题要通过在中国考察或者提问来了提问当然是在中央经济政策研究室，和罗宾森一起研讨问题的是卓炯。“53和54年，那时候我还在广东工作。副食品和工业品票证是一些省份提出这个建议的，但在中央那里被否决了。是某一些省

解。份，不是全部。”

乔安罗宾森：“可能，是一些物资比较匮乏的省份？”卓炯：“也不完全是。最穷的那几个省份没有对此发出什么声音，认为有必要实施这些票证的是一些经济发展中等偏下但又没到倒数的省份。他们当中，有的区域经济一方面是城市发展的速度较快，

另一方面，农业却没有为城市供应足够的食品；有的省份则是农业和农村发展得不错，农村和小城镇有钱了，导致了这个区域的轻工业品，尤其是纺织品和自行车十分紧俏。

“那看来，是有一些省份建议中央发行副食品票证，有一些省份建议中央发行工业票证。”卓炯：“最后，中央一个都没有答应。”罗宾森现在意识到之前被她放在一起定义为弥赛亚状态"的中国和朝鲜，其实不太一样。50年代中期的这段争论期，现在被中国的经济学界称之为“供需危机”，它最后是以生产力提上去，赶上区域总工资水平而告结束。比如向中央提交八干字长文建议实施“肉票“的湖北，当时确实城市供给有些困难。武钢建设工程一下子增添近10方产业工人，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地上还有上方名工人在那里劳动，还有武汉的“中国

纺织业第三都"工程..武汉因水运陆运交叉、地形便利而急速发展扩张，买肉难、买菜难成了成困扰武汉市民的大问题。

湖北市委、武汉市就写了一个长长的建议，说菜就算了，至少得把肉类给纳入票证行列，既然钱多肉少，大家匀一匀，让每家每个月都能买到一点，别搞得菜市场的肉铺子前跟打架一样。建议书发到中央，李富春下个星期就坐着火车来武汉了。李富春对湖北和武汉的干部说：“武钢工程，大桥工程，棉纺工程，纺机工程，成衣产业链工程，湖北电网工程，市政工程，你们现在

是不是觉得工程太多了？你们想错了，其实武汉还缺一个工程没有上马。

干部们：“啊？”

李富春：“缺一个菜篮子工程。”

这就是武汉怎么解决买菜难的过程。再后来，就是武汉的干部到各城市宣讲自己的成功经验了：《我们武汉是怎么搞好菜篮子工程的》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原因并不在总体需求不足，而是局部短缺。局部短缺的原因是交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种菜比种地赚得多，可如果菜种出来了，卖不到城里去，那就白种了。如果出了城市，旁边的农村既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那么为城市供应肉和菜的就只有城市周围10公里的农村。城市大了，这个10公里的圈圈就无法为城市供应的菜。如果解决了交通问题，30或者40公里半径内的农村都能向城市卖菜，问题就能得到很大缓解。当然还有一些情况，那就是这个城市周围的农村实在不行，可能出了城就是茫范群山，或者出了城就是茫茫戈壁沙漠。此时需要做的是：1、加大投资，比如开垦梯田、兴修水利、滴灌、大棚等等，让周围不可耕种的地变成可以种菜的地区。2、别特么的在这儿规划那么大的城市了。

乔安罗宾森：“那么现在就剩下票证经济的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堡垒：粮票。我听到一种说法是，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在，粮票就还会存在。”“呵呵呵..卓炯无奈地笑道，“这一定不是中央的想法，不是中央传出去的说法。”乔安罗宾森：“中国很早就让人均粮食达到了300公斤的热量摄入警戒线，所谓的温饱战略，是让全体国民都达到温饱，其实温饱战略的最后几年你们解决的是最穷的那一部分人的吃饭问题，也就是

让百分比从99%到99.9%的最后一步。..而现在你们的人均粮食在400公斤左右，但粮票制度却巍然不动。这是为什么？

卓炯：“在人大和政协，关于粮票、城镇粮食供给制度的必要性每年也都在讨论，但到目前为止，代表们还是多数支持继续维持粮票制度。如果说其中的原因，那应该是因为历史记忆。我们中国人曾经因为没有粮食，饿死过很多人。最近的一次大饥荒就发生在二十年前，中原地区，也就是中国的农业主产区，饿死了十分之一的人口。

乔安罗宾森：“可以理解中国人的历史记忆，这使得在中国人眼里粮食有特殊的含义，就像是一种信仰。不过，国家供给系统的粮食价格锁定在0.3至0.35元一斤，这让中国的整个食品供应市场的价格体系是扭曲的，因为这存在一个论点。在进行规模化养殖生产肉类的时候，饲料价格是肉类价格的决定性因素，而饲料当中有的本身就是粗粮，比如玉米，其他的比如大豆，其价格指数也与粮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