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中旬等到4月底，4月底西哈努克处理完柬埔寨自己的产业和事务，拎包来北京住下了，中国仍然没有收到柬共的任何回应。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爱国阵线"的计划就此搁浅。要不是柬共前几年和中国的联络就在减少，总理真有点怀疑柬共被朗诺彻底消灭了，或者中央领导机关遇到袭击没了。还好朗诺那边没有发布任何“捷报”，因此中国方面断定，只要不是柬共内闹分家，这个组织应该还是存在着的。只是柬共这种极端隐秘的做事方式，让外界非常难以把握。柬共谢绝了中国要赠送给他们的保密信道卫通通信电台，在金边市和西哈努克港的地下交通站是中国与他们联络的唯一渠道，现在中央既

猜不中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也猜不中他们的领导人在想什么。

而第二和第三个公文包中，对越南战争的记载有，对柬埔寨在战争中的记录却语爲不详。在第二个公文包，《档案》节自中有1999年的世界阵营划分图，柬埔寨不是红色而是中立色。或许一一柬共在秉埔寨最终统一的过程中真没发挥过决定性作用？柬共想“单靠苏联"，撇开中国的支援自己搞斗争，这一条可能性中央也想到了。中国与苏联在越南战场上共同支援北越，这是事实，但中国与苏联在方向道路思想上存在分歧，这也是事实。越南可以看做是“双方吵架前已经决定好了共同支援越南”，现在就不反悔了，但别的国家

新出现一个需要援助的组织的时候，苏联和中国各自会怎么想？

如果把自已摆在柬埔寨这样的小国共产党的位置上，或许不排除这样的可能，他们的领导人殷勤地贴上苏联，请苏联“单帮”。毕竟这个国家离苏联那么远，离中国比较近一一虽然不是直接接壤，但以往汉文化在中南半岛的影响太大了。

在苏联那边，此时并没有对柬共提出的请求做出考虑。这件事在苏联的全球战略中并不重要，柬共在苏联驻点的也不是什么高级领导人，因此柬共的请求甚至都没掌到苏共中央委员会议上讨论苏联此时正在忙于应付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是“新东方政策”，不是“新东方政策”。

1969年，社会民主党在西德上台，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提出了一个新的对东德关系的策略，为区别于以前西德政府的（旧）东方政策，勃兰特把自已的这一套叫新东方政策新东方政策的原则是，在政治和军事上缓和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显然，这是来自北约的统一布置，联邦德国的总理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政治军事关系缓和之后，勃兰特在1970年提出的第二步建议是：东西德加强沟通。西德先是官方表示，承认民主德国，并且也承认了波兰政府的合法性。然后，勃兰特主动提出想访问民主德国，同时也向民主德国领导人发邀请函，请他到西德访问。东德面对如此主动的勃兰特，内部一阵忙乱。在忙乱过后，东德回应：我们的领导人访问西德就暂缓了，至于勃兰特总理你要来东德访问，那....就来吧。1970年4月8日，勃兰特的专机越过东西德边界，抵达埃尔福特，与东德总理维利斯托夫握手，东西德领导人首次见面。勃兰特是总理，所以东德那边抓住名字称谓做文章去见他的不是昂纳克，而是东德的总理、二号领导人。不过勃兰特并不在意。此次出访，勃兰特的飞机在埃尔福特落地之后他就感觉自己要赢了。从机场到埃尔福特市中心的公路，马路两边是站得整整齐齐的面无表情的东德市民，在指挥员的协调下喊着一致的口号。但在车队进入市中心之后，数量比刚才多几倍的、乱糟糟的市民在向他挥“勃兰特总理您好！”“向西德的弟兄们问好！”“向联邦德国致意！”“一个德国，一个德国！这些市民显然是自发聚集起来的，热情洋溢地把广场站满，在勃兰特下榻的酒店，市民在外面也围了一圈。东德和苏联千算万算，没想到德国市民的自发行动举起了白旗。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第一招赢了。

手！

“昂纳克主席因为有重要的理论性的会议要在莫斯科召开，因此不能前来会面，请您谅解。”东德总理维利斯托夫说了句客套的话。

勃兰特假装不戳穿斯托夫的话，回答道：“这我表示理解。”维利斯托夫：“莫斯科对于社会主义阵营而言，是一个系统的核心，但是这个系统并不是控制一切，比如民主德国，我们是具有独立的主权和完全的政府管理体制，只是我们与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

营，有时候需要去莫斯科出席一个两个会议，仅此而已。

勃兰特：“总理先生，我们社会民主党内部也在进行这方面的讨论和研讨，我们研讨的结果认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双核心的架构。”斯托夫：“嗯.”勃兰特：“民主德国与中国的贸易还非常繁荣吧？”斯托夫：“的确。作为总理，我在这里可以很明确地说，是的。”勃兰特：“总理先生，现在是非正式会唔，因此我也以非正式的姿态对您提个小建议。民主德国与中国可以不仅限于经贸关系上的密切，你们还可以做得更多。”斯托夫尬笑了两声。勃兰特的这番话他可没法直接回答。勃兰特：“我说到双核心，您就完全明自不再细问了，看来您心里知道什么是双核心。我再告诉您一些我手头的工作：中国不仅与民主德国保持着频繁的经贸联系，中国人也与联邦德国有深切的经济

和科技合作。你们的双核心，其中一个核是封闭的，而另一个核是开放的。

斯托夫：“如果与中国的关系在经贸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您指的是像中国一样革新自己的经济体制吗？”勃兰特：“对此我并不太确定，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事件还会不会发生第二次。但我认为，在1968年的8月事件之后，苏联恐怕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对外军事行动持方分谨慎的态度，他们会更倾

向于采用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