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律》虽条文宽简，但杨坚本人后期“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常因小过重罚甚至当廷杖杀大臣，法律权威性受损。】

【这盛世之下，是国富而民疲，权集而恩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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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柳芳感叹：“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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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刻，镜头转向右侧。唐太宗李世民，凝神倾听魏征的激烈谏言，最终欣然采纳。他的案头，《尚书》翻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但李世民行的，是儒家。

我们看到的是：轻徭薄赋的诏书如春风下达；死刑需经“三复奏”、“五复奏”的慎重程序；宫女被释放归家；灾荒之年，义仓及时开赈……】

镜头拉远：初春的田野上，农夫安心播种，脸上是久违的希冀。

【李世民及其核心集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并且深刻吸取隋炀帝“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导致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

以“存百姓”为执政底线，贞观初年，即使财政困难，也坚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同时，李世民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努力维护法律公正。】

【这里，民安才是国本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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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微微一笑，声音在殿堂回响：“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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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同样是盛世景象，开皇年间的社会氛围要远远比唐朝紧绷。】

【隋朝在严密的户籍、法律和高效的行政管控下，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犯罪率降低。史书中有“路不拾遗”的记载。但但这种秩序，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家强制力基础上的。

那时门阀余荫厚重，科举新芽尚弱。社会阶层流动性虽有松动，但远未畅通。

但改革初期涉及的利益分配调整必然引发动荡。因此对思想、言论的控制相对严格。

一定要形容的话，它更像是一幅工整严谨，却少了几分生气的盛世工笔画。】

【唐朝，也有“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记载出现。

但它的出现，更多是建立在在有效治理下，同时社会心理预期稳定下的共同作用结果：

均田制、租庸调制、宽仁法律、纳谏政治，共同构建了“努力耕耘即有收获，遵守法度即得安全”的社会共识。

这才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心理基础——对制度和未来的信任。

同时，科举制度在这里有了实质性的推进，为寒门士子打开了上升通道，社会阶层流动性变大。

所以唐朝，就是一幅色彩斑斓、气息奔涌、充满无限可能的盛世写意画！】

【它们的差距本质在于：开皇营造的是物理层面的静态秩序；贞观培育的是心理层面的动态和谐与蓬勃生机。

前者是“治”，后者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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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时期

刘恒将天幕的话细细揣摩几遍后，在心里默默点了点头。

只是不知，在后人看来，他们大汉，是“治”，还是“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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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也提到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是由唐太宗始。

所以虽然杨坚同样也有一个“圣人可汗”的尊号，但这是建立在隋朝强大的军阵与雄厚的经济积累面前的。

隋朝外交手段相对单一，主要就是依靠军事胜利和朝贡体系维系主导地位。对西域等地的经营，更多出于战略安全和贸易控制目的。文明感召力尚未充分展现。

四夷之望，是敬畏，而非亲近。

但李世民的“天可汗”，武功不仅不弱于开皇，更重要的是贞观外交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天可汗”体系的建立。

因其“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开放包容的胸襟，造就了强大的文明吸引力。

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蕃将，为大唐征战，忠心耿耿。

四夷之望，是畏其威而深怀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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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时期

天幕的剖析像是一个无形的巴掌，重重打在了一向以开皇盛世自得的君臣脸上。

高颎的脸色已由最初的凝重转为铁青。他猛地踏前一步，袍袖带起一股疾风，声音因压抑的激愤而微微发颤：

“荒谬！‘国富而民疲’？此乃后世书生坐而论道之妄言！

陛下！若无开皇年间‘大索貌阅’之雷霆手段，焉能厘清隐户，充实府库？若无《开皇律》删繁就简，严明法度，焉能一扫前朝积弊，令宵小敛迹？‘路不拾遗’便是明证！

此非强权之功，乃秩序之威！至于役夫之苦……”

他喉头滚动了一下，仿佛咽下某种让人难言的滋味，“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运河贯通南北，府兵戍卫边疆，此乃万世之基！岂能以一时之艰，抹杀千秋之功？！”

他是开皇之治最核心的铸造者，天幕的评判，无异于对他毕生心血的鞭挞。他的目光扫过阶下同僚，迫切需要他们的声声支援。

裴矩依然垂着眼，只是那已然花白的眉毛几不可察地蹙紧了几分。

高颎的激昂陈词并未让他动容，反而那“府兵自备器械戍边，家园荒芜”的画面，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他想起了陇西道某次密报中提到的零星逃兵……那些被“高效榨取”的民力，终究是帝国的基石啊。他嘴唇翕动，最终只是化作一声几不可闻的轻叹，淹没在高颎的余音里。

御史大夫苏威则显得有些坐立不安。天幕提及杨坚“喜怒不恒”、“当廷杖毙大臣”，让他脊背窜上一股寒意。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笏板，仿佛上面还残留着某次廷议时目睹同僚杖毙惨状的冰冷触感。

法律的尊严，帝王的威信……这其中的微妙界限，他比谁都清楚，也比谁都如履薄冰。他偷眼觑向御座，不敢多言。[2]

阶下群臣，心思各异。那些出身关陇武勋的将领，对天幕“国富而民疲”的说法大多嗤之以鼻，认为高颎所言极是，乱世用重典，盛世需铁腕，天经地义。

出声支持者络绎不绝。

而一些寒门出身的文官，或曾亲历地方治理者，则隐隐觉得天幕点中了某些他们曾感不适却又不敢深究的症结。

大殿内弥漫着一种混杂着不服、忧虑、反思的沉重气氛。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凝聚在了御座之上。

杨坚端坐着，却仿若一尊冻结的石像。

天幕将他的开皇之治与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并置剖析，种种得失再不能更加清晰。

他看见了满仓的粟米，也看见了役夫的苦楚；听到了天幕对他“路不拾遗”的赞誉，也听见了她“工整严谨，却少了几分生气”的判词。

“治”与“兴”。

“物理层面的静态秩序”与“心理层面的动态和谐”。

“冰冷的律令、高效的行政、强大的国力”与那虚无缥缈的……“爱人”？

高颎的辩护铿锵有力，那是他熟悉的逻辑，是他统治的基石。

可天幕展示的贞观景象——农夫脸上希冀的微光，乃至那“存百姓”、“民惟邦本”的话语——却像一根细微的针，刺入了他坚硬思维外壳的缝隙。

他抬头望向殿外天际，仿佛想要穿透时光，更清楚地看一眼那贞观盛世的脉络。

“爱……人……” 他再次无声地咀嚼着这两个字。

比起第一次的完全茫然，这一次，他竟从中品出了些许滋味。

作者有话说：[1]《阿房宫赋》

[2]omg，写到这里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我这一生如履薄冰”，薄冰哥快从我脑子里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