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李予昂看来是比较赞同取消农业税？”

李予昂：“是的，农业税，尤其是在人均耕地较少的地区征收时，每个人头能收上来的税极少，按现在的比例，可能每个人每年交十几斤、二十几斤粮食而已，但是，征税的成本又极高，甚至可以说在那些西南山区，征收成本是大于征收上来的粮食的价值的。”

陈沄：“1949年的时候，咱们中央财政收入里头，60%是靠农业税撑着的，连当时我们发行的公债都叫小米公债，用的不是法币也不是人民币，而是以小米作为一般等价物。到后来农业税在财政税收里头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从60%到30%，去年不到30%。但也差不多有1/4的税收来自农业税。咱们的财政也几乎没有盈余，小赤字或者小黑字，农业税这个事再等等吧。咱们一起努力，等哪天农业税的收入额占财税收入的总比例降低到10%以下了，我们再考虑这个事情。”

李予昂叹道：“我当然明白，陈副总理，但是啊，可能我努力个五年八年，再加上国家本身的工商业大发展，八年以后我们国家财政力量极为雄厚了，不用靠农业税就能撑起财政了，但那时候，嗯，我退休了。”

董必武：“予昂，计较太多个人得失，太计较虚名，不是共产党人的做事原则。栽树就栽树，后人乘凉是不假，可这后人不也是中国的老百姓吗。你做这些工作，本质上不也是为了老百姓，这有什么好遗憾的。”

“暂停一下，暂停一下，”陈沄说，“怎么话题被带跑了。第二条。这么说吧，和增值税相似的税种，主要是消费税，主要是美国在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相比，你觉得哪一种税更合理？”

李予昂：“增值税和消费税都属于流转税，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不过，虽然都是流转税，消费税属于价内税，是以消费品的流转额作为征税对象；增值税属于价外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它们之间的优劣，考虑到国内现在的情况，可能，可能都不太容易，因为我们对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的把握还不是特别强。当然现在比49、50年的时候强得多了，但还不够强。”

陈沄：“我们也不是说现在就要把流转税给实施了，54年不会，本来就来不及了，55年如果不是进度特别快，恐怕也不会。但56、57年或者更远的时间，我们也得做好计划。流转税是一定要收的，现在国家方面的困难，很难一一追踪每件货物和劳务的流转和增值情况，但是我想了很久，其实我们可以采用“销项税进项税”的办法来计算增值税。”

陈沄说的这个卡住“销项税进项税”这个环节来征税的方法，靠的是发票。

“予昂，今后国家税收的重点可能是增值税，但消费税也可以征收。”

陈沄又补充了一句。

“但是，增值税是普遍征收的，消费税是针对特殊门类的商品征收。征收消费税要有目的性和导向型，现在能想到的两类，一是烟酒等并非普遍国民需求的，是否健康也存在争议的商品，二是糖、化妆品和珠宝等行业。”

李予昂：“这应该难度不大，烟酒现在已经确定是要继续执行国家专卖政策了。既然是专卖政策，那么可以设置一个比较高的利润率，对了，其中还可以细分，高档研究的税率高一些，低档研究可能它还可能是体力劳动着的硬性需求，这些的税率就可以低一些。”

中央税收政策始终是陈沄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一连好几天的讨论，想的都是怎么增加财政的收入。

虽然国企的升级更新现在已经绝大部分“甩”给了国资委，可中央财政花钱的地方一点都不少。

增长得最恐怖的支出项是教育支出。中央书记处和科技小组经过调查研究分析，已经明确得出了结论：教育是现在中国最大的短板。文盲率高、中等教育极其稀少，高等教育更加稀少，在苏联援建工业项目的时候就显露出了缺人才带来的不便，如果中央要努力加快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争取在短时间内梳理出一条可行的科研体制道路，那需要的人才更多。

因此现在全国运行的、在筹建的师范类学校高达几百所，其中1/4是高等师范，3/4是中等师范。

师范学校不收学费，还给学生发饭费，也就是说，全部由国家财政掏钱，培养出一批一批的教师。

如果这一切顺利，那么在5年之后全国的高等、中等教育率和识字率就会开始剧烈上升。因此无论如何都得咬牙搞钱，搞更多的钱。用陈沄在会上的话说就是，“没有钱，四个现代化哪一个都办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