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湖桥，香港广东交界处。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西奥多？威尔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两人乘坐轿车而来，在罗湖桥香港地界下车。

他俩已经办好了越境手续，本可以乘坐汽车一路畅通地过桥直抵广州，但威尔茨临时起意决定下车，以步行的方式从香港进入中国大陆。

“凌空交叉的公路车道，以匹配左行的香港和右行的中国大陆。”威尔茨站在桥头，仰头看前方公路突然拔地而起，在桥的铁路线上空画了个叉，在河对岸落地时，左行的车道就变换到了右边，右边的车道变换到了左边。

弗里德曼：“在1949年，这座桥只是单纯的广九线的铁路桥，并没有公路。1952年，中英两国协商，在铁路线的两侧加修了可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过的便道；1954年中英再度决定翻修罗湖桥，于是它变成了现在的带车道变换器的铁路公路两用桥。”

威尔茨：“你看，即使我们没有与中国的官方预约，仅仅是走路看风景，也能看出许多有用的信息。仅凭入境处的这一座铁路桥，我们就能百分之百地肯定”

弗里德曼：“英国与中国最近几年巨额的贸易，已经改变了许多东西。”

这两位“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很早就想来中国考察了。1955年弗里德曼就问过港英政府进入中国的可行性，得到的答案是现在香港与大陆的出入境蛮便捷的，中国这边不拒绝正常的商贸、技术、学术交流过境，办事效率也很高，因为中国的主席说“外国人想来中国做生意，我们欢迎，来看一看也欢迎。外国的官员议员来也欢迎，不方便公开来可以秘密地来”。

公开访问大陆还是秘密访问大陆这对两人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是学者，不是政府雇员，也无意代表美国政府。但是，弗里德曼认为，两人去大陆考察访问，最好还是先和那边打好招呼，希望能有中共的官方人士和他们见面，聊一聊。如果级别比较高那就更好了。

在弗里德曼看来，经济学家的考察不是工业考察也不是地理考察，不和官员面对面谈话，没有官方授权许可到企业内部参观，仅凭逛街看城市景色，是看不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是怎样运行的。

两人需要中国官方接洽的另一个原因是：

两人的书都被中国政府盗版了，还印了好多

这还是1954年，威尔茨的一个学生，在英国公司打工的，无意中在广州发现了广州市政府干部在阅读一本小册子：《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中文译本。

这书是威尔茨在1945年写的。

威尔茨让他的学生继续在中国“搜集证据”，很快又发现新华书店的经济学书架上还有弗里德曼的《国民收入及其构成》。

这倒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统计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并作为常态化国情数据调查的国家之一，只比美国晚1年。

可是，威尔茨和弗里德曼没收到稿费呀。

于是，两位教授赴中国维权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我想不明白，从香港到广州的距离超过100公里，如果在广州与香港之间新建一座城市，那么中国人与香港贸易的陆路距离就会更近一些。哪怕是车程从2小时缩短到1小时都是巨大的进步。”

威尔茨和弗里德曼步行过桥，然后还是上了他们的福特车，一路从公路向两边张望，真正的走马观花。威尔茨一边向车窗外看，一边喋喋不休地吐槽。

“况且新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城市发展的土地供给和发展上限要大大优于广州那被中世纪城墙所困住的污秽的旧城区。”

弗里德曼：“我去年听说广州已经把城墙拆除了四分之三，或许现在广州的城墙已经消失了，大概这就是为了城市发展而拆的。嘿，主任先生，你看，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应当新建的更靠近香港的现代化城市！”

两人都看见了路边的一大片工地，其中已经有几栋盖得比较早的新楼矗立起来了。

威尔茨：“司机先生，这里是中国的什么地方？我是问，地名是什么？”

“深圳镇。”两人请的老跑广州香港包车线路的司机答道。

“弗里德曼，你怎么看1951年以来中国的国家政策？”

威尔茨问。

弗里德曼：“有人说中国正在变成东方的南斯拉夫，他们还说，南斯拉夫与中国的区别，仅仅是后者完全站在了苏联一边，对苏联的全球战略予以充分的配合和策应。但我对这个论断表示怀疑。这一趟中国之行，或许能解开我们的疑问。”

威尔茨：“仅凭我们从媒体和开源情报中获知的信息，就知道这种论断是草率的。苏联是由国家掌控大部分企业和财富，集体掌控一小部分，国家和集体占据了近乎100%的经济总量。南斯拉夫的企业则主要由工人自主自治构成，一些人把这叫工团制度，还有一些人声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中国的企业所有权体制极为复杂，超过了任何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弗里德曼：“从资产层次，中国有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除了国资委直属一些大型骨干企业外，中国的每个省还有自己的国资委，并且这些国资委之间平常是没有相互呼应配合的。从工业部门管理的层次，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划分为数个集团公司，每个集团公司之间也没有相互照应配合的规章制度。跳出国有企业这个层次，中国也有集体所有制企业，这倒是与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可以相比，但这只是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小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中国至今还有约三分之一的民营企业。”

威尔茨：“中国的领导人在有意识地创造自己国内的竞争市场。而且，这种竞争机制已经产生了成果。东通工与天津电子集团的收音机之争，现在有新的变化吗？”

弗里德曼：“丁香牌收音机上个月的市场占有率又增加了0.3个百分点，现在TR54与丁香分别占据34%和11.3%的国际市场份额。3：1的市场占有率其实并不是两者实力的真实对比，如果不是中国正在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双方的比分可能会相当接近。东通工已经宣布他们要开发下一代便携式收音机了，因为TR54对丁香牌并没有什么性能上的优势。但我可以肯定天津电子集团也有下一代便携式收音机的开发计划。”

威尔茨：“这是肯定的。”

弗里德曼：“另外，在香港市场上出现了少量的中国电视机，叫做北京牌，其实也是天津电子集团生产的。中国的电视机略逊于日本和欧美正在生产的电视机，但性能相差得不大，因此北京牌电视机也能凭借情怀，在东南亚和其他国家居住的华人和华侨那里赢得一部分市场。”

威尔茨：“弗里德曼，你只看到了香港和西方市场，我的朋友告诉我，北京牌电视机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销量好得让人嫉妒。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如果它看上去像市场经济，运行得也像市场经济，没错，它就是市场经济。而南斯拉夫，其实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