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部手机是摩托罗拉的DynaTAC，1973年4月，马丁库珀扛着这块“板砖”在曼哈顿街头进行了第一次通话。1979年日本东京建立了第一个移动通信网。但是，世界第一部移动电话是苏联发明的。

这是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发明的ЛК1，它的设计比较“保守”，不是手持机，而是车载电话，但第一，它确实能移动；第二，它采用了CDMA技术，和这个时期的对讲机、步话机等无线呼叫设备有本质的不同。在ЛК1之后，苏联1959年还展出了沃罗涅日通讯科学研究所负责研制的“阿尔泰”移动系统，只不过这两种移动通信系统都没有大规模量产。

在第二个公文包位面，李强看到了移动通信发展的另一版历史：1969年，天津电子集团的工程师季安中手持世界第一台手机在狗不理吃包子，为了表示他的这台手机能够单手握持，季安中故意摆出左手扛手机贴在耳朵上、右手拿筷子夹着包子的pose。

图片注是：“世界第一台可手持的移动电话：天津电子集团季安中研制的‘狗不理1’，比摩托罗拉DynaTAC诞生时间早4年。”

季安中是谁？李强暗中查了查，这位小老弟河北大学毕业，1959年7月进入天津电子集团，现在刚过实习期。

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移动通信产品方面起步很早，在国际市场中国占位也很早，且一直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赶上了8090年代的世界移动通信大发展热潮，只是在初期的80年代出现了“90%以上的移动电话出口，国内消费不到10%”的尴尬局面，但到90年代国内手机也开始普及了。

所以，李强不担心中国没赶上趟，但自己作为科技小组成员，还是有必要提示一下天津电子集团的发展方向。而天津电子集团的回应显示，他们是有这个技术敏感性的。

那就基本放心了。

1959年底，中央开始总结1959年的经济工作，尤其是农业工作。

农业首先得看耕地面积。建国之后的头几年，耕地面积是有一定增长的。我国耕地面积1949年为14.6亿亩，1952年16.1亿亩，1957年为16.7亿亩。1952年的增长是把以前战乱抛荒或毁坏的耕地恢复了耕种状态，1957年再比五年前增长6000万亩，是垦荒的结果。

到1959年，全国耕地面积略有缩水，统计数字是16.5亿亩。不是说这两年没有垦荒，实际上也开垦了三四千万亩土地，但是城市扩展要占用耕地，修建公路铁路要占用更低，还有一些耕地改种经济作物。

在1959年底，中央与各省领导干部在农业方面的互动讨论，西南省份对本省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往往十分敏感，为了提高自家的粮食消费量，想出了很多脑洞。

首先还是呼吁在人多地少的山区，农业税应该采取更灵活的方式，粗粮应该也可作为农业税上交。

这说的主要是红薯，有的山区土地只能种红薯，红薯干应该可以当作公粮交上去，可以接受1.5：1的比例，也就是1斤半红薯干顶1斤稻谷，只要晒干就行。

然后是呼吁在部分耕地匮乏但是却有其他生计的地区，可以以钱或者实物顶农业税。

肥料方面，很多地方的领导都在询问国家什么时候能普及性地搞大化肥工业。

一五期间引进的苏联合成氨生产线，生产出来的氨基本都是用作工业原料，其中主要是炸药。二五期间其实国家在建设大化肥工业了，只是还没这么快出成果，第一个苏联引进设备构建的大型化肥厂预计在1960年投产。

中央说了大化肥的时间表之后，还是有不少省份的领导干部不满意。这些化肥厂一个在东北，一个在郑州，一个在徐州。按照现在的商品流通范围，这些化肥厂最多辐射一个省。可四川怎么办，贵州云南广西湖南

1959年底的农业工作会议是开启小合成氨小碳铵厂普建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