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应该把乡镇村行政体系财政拨款的三分之一，算进城市吃到的粮食的成本里面。

算到这里的时候，国内粮食周转到大城市，实际的成本已经没法看了..从农村统购粮食，统购指标提高高，乡镇村行政体系付出的成本越大，这可能是边际成本效应的另一种表述。上级干部得更频繁地下乡，用各种招法PUA村干部和村里的党员基干农民，逐村做工作，开动员大会，完成统购指标有大红花。物质奖励也跑不了，统购粮食排名前列的还得有物质奖励，这样才能

把粮食统购量提高一点点。

提高到极限之后如果再提高，那付出的就不只是行政体系的人力成本了，还有人命成本。1956年国家提出三步走战略，1962年后，第一步的达成日期接近，这时候农村尤其是西南农村出现了一个现象，行政费用开始降低。按以前的老算法，农村总得去统购点粮食。但现在有一个更高的杠杆在这儿你不得不遵守：农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于是在粮食产量不高的山区，统购指标直接归零了。甚至一些更加穷困的地区，

是可以打申请报告到省里申请农业税减免的。

PUA费用下来了，总行政费用当然降低。19621965年，在全国粮食连续4年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西南省份上缴的农业税增长1.1%，粮食统购量下降0.7%。但是，全国的城市粮食消费水平在增长，四年一共增长了15%。除了中国的每年粮食进口量从400万吨增加到900万吨，还有就是农业发达地区，那些净产出特别大的规模化农场在发力。这么说吧，西南省份四年来下降的粮食统购量，黑龙江一个县的农场产出增长就全部补平了。不是苏联援助农业化机械的那个友谊农场，是1960年中美关系解冻后，从美国进口全套农业机械建起来的。为了体现农场建设过程中，中美两国深入的技术交流和流畅亲密的合作过程（为了让部分老同志心理上舒服舒服），这个农场被命名为“长津湖农业集团"，下设四个分场。这个农业集团1963年陆续建成4个农场，1964年4个农场全部铺开播种，1965年向国家出售了45万吨粮食。这个县以前基本没有粮食产业，它在"北大荒"范围内嘛。等于是国家手里净增了45万吨粮而整个农业集团的职工总数是2100人。

食。

“上海汇聚全国的人才，粮食也是汇聚来的，国内国外都汇聚。上海的生产力不是凭空出现的，因此上海的经济理应也是让周边地区乃至全国范围都受益。当然，用现在的话说，这种回馈也是让上海有更舒服的发展环境，有更广阔的市场。

陈法11月到上海考察，不是来要钱的...年底中央求上海财政拨一点给中央补亏空这本来就是财税体制不健全的时候的权益之举，一个成熟的中央财政体系会自动把上海的财税收入拨一部分过来。

“让上海的产品铺到全国各地，加速各地的工业化和产业升级，此外，上海国资委也可以走出去。”“陈副总理，上海的产品和资本现在出省主要是在江浙流动，刚才您说的意思是扩展到长江沿线流动，我们其实现在就在观察四川，主要是那个自行车集团的事。不过，我们现在主张的是凤凰集团直

接并购的方式进入重庆，永久集团进入成都。而现在，四川省国资委不肯放。

上海市市长曹地球举了个例子，其实这也是他最关心、想请陈法帮协调的问题。陈法：“你们把一辆自行车打到了百元的价位，重庆的那个自行车厂，好像叫澄江牌？他们现在还卖180，卖100块钱他们亏本，这个厂再不卖或者改造，等着自取灭亡啊。”曹地球摇摇头：“他们啥时候灭亡不知道，但是现在....在负隅顽抗。”自行车，现在中国人最普遍最常用的交通工具。50年代国内的自行车厂生产的车型，和2、30年代是没什么差别的。（抗战时汉奸和武工队骑的自行车，到后世的80年代路上跑的仍旧是这个样式。）28寸大轮子，用料扎实，非常沉重。换句话说，物料成本不低。当然载重能力是不错，但它的载重能力其实对不起它的用料。制造成本本来就高，而作为工农剪刀差总策略的一部分，自行车的价格还长期挂得很高，一辆凤凰、永久这样的大厂大牌售价260元，外加工业券（当然公文包位面并没有）。不过现在上海产的自行车已经压到了百元以下：26寸的城市自行车90元，28寸大车98元，28寸载重自行车120元。不但价格便宜，26寸城市自行车重量很轻，用它上下班通勤比28寸的大家伙合适多了。而四川那边，重庆和成都的自行车厂生产的还是笨重的28寸大车，售价180元。也不是专门设计的载重自行车，载重能力比上海产的98元的大车略强，比120元的载重自行车差远了。根据上海这边了解的情况，售价如果低于150元，自行车厂会亏本。上海国资委的意思是，凤凰集团干脆就并购了重庆的澄江厂，更新他们的产品线。重庆那边，不打算放手。但是，如何应对上海90元一辆的自行车VS180元一辆的重庆产自行车这个困局？于是从1964年起，重庆卖自行车的地方就只有澄江牌自行车出售了。你上海、广州的自行车性价比高是么，可你卖不进来....由于重庆市买不到90元的通勤自行车，重庆市民就只能继续买澄江牌。于是，澄江牌的自行车厂就可以继续苟着陈法：“地方以省甚至市为单位分割，分割开来的市场就不是真正的市场。”

曹地球：“自行车这一块，如果当地没有像样的自行车厂，上海的自行车还是能够自由行销的，但像重庆成都这样的，就有问题。”陈法：“这可以叫做地方保护主义，全国市场尚未统一导致的后果。我们在国外喊自由贸易，其实在国内，我们何尝不是呢，也得喊自由贸易。”就算不为提高国内自行车这个行业的总体水平，也得考虑老百姓为此多花的冤枉钱。自行车在这个时候是贵重物件，如果是180元的自行车，高级工程师都得揽三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辆，普通工人揽

钱更慢，得半年或者1年才揽得出钱来。

1966年，经济和市场政策调整的第一刀：全国商品销售/零售要求“去行政指令”。除了烟酒之外，零售商品无论国营私营，店长或商店老板该从哪儿进货就从哪儿进货，而不是"按市政府指示"某类商品必须从某处进货。